教育是国之根本，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2009年，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毕业生们用“蚁族”这个新的词汇来表明他们的认同；这一年，长江大学的学生在长江排起奋不顾身的“人链”，树立了90后的良好形象；这一年，新中国走过了她丰富多彩的第60个年头……一个个关键词串联起了2009年的教育大事记。在2009年年末，前教育部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应网易校园频道之邀点评2009年的教育关键词。
嘉宾简介：王旭明，前教育部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做记者，1998年调到教育部工作，2003年起担任教育部第三任新闻发言人。2008年时升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关于高考
网易校园：虽然您离开教育部发言人的岗位有一年零五个月了，但您对教育问题的“发言”仍然具有“核力量”。在最初拜读您的博客文章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您对高考改革发表观点的文章《高考作文，能否离现实更近些》，那篇文章吸引了几十万网友的点击，您也拥有了一大批粉丝。咱们就从高考入手来看今天的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校长推荐制”。校长推荐制是北京大学推行的一项自主招生的政策，官方说法是进一步推进自主招生改革，希望为更多不同类型的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提供一个平台。您怎么看待这点？
王旭明：我们稍稍把眼光放远一点，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上谈这个问题可能会谈得更透彻一些。北大自主推荐，这属于高考诸多改革中的一项，高考制度有很多内容，它只是招生制度的一小块改革，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反响，除了是北京大学之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我国自从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期间在不断地进行各种改革：录取制度的改革、考试内容的改革、考试方法的改革等等。你想：31年，有多少项改革内容？仅以江苏为例，十年中就推出了五套高考改革方案，平均两年一套，可见改革的频度和力度。
北大的“校长推荐制”应该说是这项改革中的一个点，从改革者的初衷、动机和用意来说，还都是值得肯定的，改变了“一卷定终生”的情况，我在博客里也写到了，对此应该充分肯定；但这样一项改革在科学性的论证上，在征集民意的广泛性上，在可操作实践论证上，可能还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我的博客文章名字叫做“北大推荐制，一道美妙而难念的经”：“美妙”是因为确实很美妙、用意很伟大。“难念”是因为设计者和落实者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论证，因此在操作上确实很难念好了。
网易校园：您觉得“校长推荐制”会得到其他高校的群起效仿吗？
王旭明：其实之前已经有不少学校这样尝试了，在北大之后，据我了解，也有一些学校仿效之。
我一直有个想法：类似这样的改革（在高考制度内部进行的改革）我们可谓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面试、面试之后再推荐、推荐了不行恨不得直接送来得了。可见，我们还是很动心思地来做的，但还是社会各界还是不满意。我想这可能是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高考内部的改革（包括自主推荐等）要进一步深化、进一步论证，特别要考虑是否符合我国国情。比如“校长推荐制”在国外一些国家就实行得很普遍，当然，有些国家，如美国等重大大学已经抛弃了这种方法，他们有他们的国情，这种方法适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你也知道，我们国家的中学普遍是大元化现象，特别是所谓的重点中学，一个班里可能有八九十人，我国的校长又和国外的校长不一样，他承载着多种压力，不仅仅是教育学生的，还承载经济压力，要到处“化缘”，要建设学校，还要承载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许多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校长能知道本校学生中有几人（优秀）？所以我曾经做过假设，我们的校长可能连十个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这是我们的现实。
所以我说，与其叫“校长推荐制”，还不如叫“学校推荐制”，所谓“学校推荐制”就是班主任推荐给学校，由教务处主任（审核），最后代表学校推荐出来，可能更符合客观实际一些。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可以论证的，“校长推荐制”是否符合国家国情，这是说这项制度本身。
高考内部改革的同时，跳出来说，我们即使再做高考制度的改革，恐怕也很难大快人心，为什么？中国有13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求学欲望这么强烈，仅仅从内部寻找改革的方法，恐怕非常艰难，我断定，从内部改革，想要改变这种局面，恐怕已经到了尽头，走不通了，那怎么办？所以我在另一篇博客里说“高考改革，路在其外”，不仅要从里面改，还要在外面找路。我打了个比方，现在对高考制度、考试内容进行改革，无论怎么改，“独木桥”的本性没有变，我们把这个独木桥变成钢的、变成铁的、变成金的、变成白金！它都是“独”，“独”的性质没有变，必须把“独”的性质变成“多”的性质，把“独木桥”变成“立交桥”，这由谁来变？整个社会都要动员起来，要搭建成材的多种渠道，搭建社会评价人、使用人的更科学有效更多元化的机制来满足人民群众强烈的受教育的需要。
再简单地说，31年前我国教育是一片荒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恢复高考，强调学历，无疑是很重要的；31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国家已不再一片荒芜，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教育大国，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还强调学历，还强调走大学之路的唯一性，显然是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所以高考改革要从内部做起，从外部开始。
网易校园：正如您所说，高考改革需要全社会动员起来，把“独木桥”变成“立交桥”。关于高考，这一年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悲剧性人物——罗彩霞，她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在大学毕业时由于身份证信息被盗用，又没有办法毕业。罗彩霞的实例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媒体动员起来、深入挖掘的结果。在“一考定终生”的语境下，像罗彩霞这样的人，通过高考鱼跃龙门是唯一的机会，为什么很多人偏偏不给她这个机会？
王旭明：很简单，我认为截止到目前为止，高考还是我们国家最公正、最公开、最透明，也是相对最科学的大面积选拔人才的办法，高考是国考，它的严肃性、公正性不仅不容质疑，而且不容玷污，谁胆敢以身试法，就让谁被惩罚。你也知道，所谓的冒名顶替者这批人都得到了制裁，其实不光罗彩霞，还有重庆30几个假冒少数民族的考生，今年高考中一系列违规违纪事件都得到了惩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罗彩霞事件是历史，是多少年前的罪恶，冒充少数民族的考生是今年发现的现象，不管是多少年前的事，还是在眼下的事，只要发现了，一律查处，这是非常正确的。
网易校园：在我们网易新闻关于罗彩霞的新闻跟贴里，一类跟贴比较有代表性，虽然不是主流——因为冒名顶替者的父亲是当地非常有权势的人，他们呼吁一个观点，罗彩霞如果在这件事上偃旗息鼓，在舆论上不发出更多对冒名者不利的声音，她就有可能在当地获得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您觉得这种情况现实吗？
王旭明：这是一种假设，也不是不存在，但问题一定要追溯到我刚才说的，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犯了错、犯了法，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一条铁律，如果你躲过去了，溜过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大师
网易校园：离开高考这个话题，今年教育界有几位大师也相继离我们远去，包括钱学森、季羡林等名师，尤其是钱学森先生的逝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其实也是全民之问，因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都离不开杰出人才的培养，我们想知道，以您的经历，“钱学森之问”谁能解答得了？
王旭明：你！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有志之士，都应该有责任、有这种担当地去面对钱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即将过去的2009年是挺悲哀的一年，这么多大师相继离我们远去，在没有大师的年代，大师显得尤为珍贵。我想，在我们对离去的大师表示挽留（之情）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培养未来的一代大师。
我在想，对于所有的有志之士，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来说），确实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明确地说，大师不是钱堆出来的，大师不是整天在那儿想着“要培养大师”就能出来的，同样可以明确地说，大师也不是想出来的。大师是怎么出来的？
网易校园：我冒昧地说，大师是学问的积累，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锤炼……
王旭明：还远远不够，我以为大师对于教育学的重要意义，不是单纯把他作为人格意义上的“精神领袖”，现在很多人把大师当做精神领袖，那是另一层意义，对于我这个教育工作者来说，大师的意义在于反思今天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有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太有了！我们有许许多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也许当我们把这些地方都改进了，无形之中，大师可能就会悄然诞生。
网易校园：大师远去，但还有新一代大学生，也就是大家叫的“90后”一代已经踏入大学校门了，我们知道今年让国人感动的一个事迹是长江大学学生见义勇为的事迹，更有社会舆论将这一事件和1982年时的大学生张华勇救老农牺牲的事情相提并论，您觉得这代大学生的（所作所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吗？可以承担起一个时代的期望吗？
王旭明：这与刚刚大师远去的话题是有关联的，我以为(这些大学生们)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大师，我们一说“大师”，就容易把大师神化，千万不要把他们神化，钱学森是神，季羡林是神，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很多媒体都把他们神化了，我做发言人的期间几乎每年都会陪着领导看望季羡林，在他身上，我从来就没有看到一些媒体上写的虚无缥渺的、（类似宗教意义）的精神领袖，他是那样平易、那样自然、那样和蔼可亲的一个小老头，这才是大师的力量。包括钱学森，你跟他们谈话，看他们表面，丝毫看不到我们所想象的伟岸。
话说回来，大学生就是在做最平凡的事情，抢救别人也好、以自己之力帮助别人也好，其实这一年不仅仅是长江大学，很多很多学校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大学生的事迹，他们是平凡的，他们的精神是高尚的，从这点说，他们无愧于精神大师的称号。
关于校园安全
网易校园：我看您在博客里写“精神可嘉，但方法有待商榷”。
王旭明：正是因为这些大学生太可爱了，他们是未来这代大师的雏形，我看了报纸上的事迹，看了其他同学对他们的讲述，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自己在这些小孩子上学的时候，应该教给他们救人和自救的方法，包括学会游泳、学会使用灭火器、面临人流时赶紧蹲下抱住脑袋……这些方法，我可以告诉你，我也不会，上了十几年学，没有人教给我当地震来了怎么办，大火来了怎么办、有人落水了怎么办……没有人告诉我。我问过不少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我知道这些是谁告诉我的，不久前我专门做了一期讨论节目《问教》，把灾区一个被称为“最牛”的中学校长（四川灾区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请来了，他教给了我这些方法。比如最近湖南刚刚发生了一个挤踏事故，他说其实两点就可以完全避免，作为老师，在楼梯拐弯处时那里有一个老师站着，一声吼“不要挤了！”马上就能震住。但恰恰没有老师，当时有唯一一个男孩子，特别好，1.72米，他看到自己的女同学已经倒下了，为了救她，他在那里挡着，（说）“别挤了！”但他毕竟也很瘦小，后面的学生根本不听他的，一下把他挤倒，他就被压在了下面，最后他也遇难了。记者在采访时看到了他的尸体，浑身都是被挤踏的瘀血，惨不忍睹，但面部还灿烂阳光。当时就是缺一个老师啊。
而且如果这些学生都在这时蹲下来抱住脑袋，也可以避免这些事情，可惜没有人告诉这些学生遇到这种事应该蹲下来抱住脑袋，但没有这样一位老师，精神高尚、方法欠缺会带来多么大的损失。
话又说回来，长江大学的这些同学绝大部分不会游泳，这是一个基本的欠缺，不会游泳就谈不上自救和救人。甚至有些人都没见过水，第一次来到长江边，刚入学不久，更谈不上有人告诉他们自救和救人的本领，这导致他们无法救人，也很难自救。所以在我们充分肯定学生的伟大高尚精神品质时，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思考安全意识的教育和安全技能的培养。
我们讲安全不能只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你要告诉他，会使灭火器吗？真着了火，你知道怎么打开灭火器吗？我也不知道，可能“啪”地就扔出去了，实际要扭开、拧开，怎么放……都需要培养和训练。在美国、日本，我听说学校对于学生的这种安全训练是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的，可能我们这方面的工作都要加强。
网易校园：发生在学生身上的惨剧让我们痛惜不已，说到校园安全，我们不能不提到山东省临朐五井中学又发生一起事故，初一学生张继鑫12月17日晚翻越宿舍围墙为另一位同学买食品，12月18日早上七时被发现死在校园内的排水沟里。有媒体报道说，死亡学生的班主任称该学生“死得很舒坦”……
去年的时候，教育部出台了新师德规范，但师德教育这个话题好像一直是我们的一个热点，去年有范跑跑，今年又“死的舒坦”……为什么这种类型的老师会层出不穷？
为什么学生在学校里一旦出了什么事，外界评论也好、教育主管部门也好、当事学校也好，都愿意将这一切归结到“万恶的”应试教育之上？应试教育与安全教育到底能不能兼容？
王旭明：确实如你所说，这件事让校园管理和教师师德的话题再次变得沉重。如果“死得很舒坦”这样的话语确实出自一位教师之口，那无疑是令人愤怒和悲哀的。我认为，把学校管理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应试教育这当然不错，但当下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况且这也未必就是病根子。类似问题真正的根源还在管理，现在社会上有些所谓智慧之人动辄就在制度上寻根溯源，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高超的见解。
当制度不完美不完善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只会诅咒和谩骂，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使空间更加黑暗；如果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心点起蜡烛，照亮自己的那一方空间，每个人都如此，世界会因此亮堂许多！
关于大学生就业
网易校园：前面说了高考学生入学，我们再说一说毕业生就业，这也是今天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高校今年有一个“被就业”的现象，学生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但学校为了保证就业率会乱填学生就业情况，我记得您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您怎样看？
王旭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近年来非常突出的问题，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学生就业，每年都要推出许多新的举措帮助大学生就业，这个问题分析起来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刚刚你说所谓“被就业”，当然从学校方面来说不妨积极理解，他们也是一片好心，希望大学生赶紧就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学校也好交差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理解学校的好意和苦心。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的确确应该认识到大学生就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且一年比一年严峻，2009年毕业生610多万，超过历史新高，我估计明年还得新高，下不来，解决的办法一方面当然是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满足大学生的需求；但另一方面，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生一定要摒弃精英化时代大学生的许多观念。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很多大学生，包括很多老师、很多大学，带着精英化高等教育的观点进入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带来了无尽烦恼，比如我大学毕业了为什么没有白领工作？研究生都毕业了，为什么我还只能做最普通的工作？比如大学生养猪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在我在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期间就曾经说，大学生养猪，媒体不必一片哗然，进入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了，大学生已经渐渐不再是进入一级门槛的必备条件，而是作为人的素质提高的条件了，如果还把它当作一级门槛，比如最近上海还是大学不幸去世的杨元元同学，她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奋斗了多少年，为什么不能改变我贫苦的命运？或者“知识改变命运，为什么不能改变我？”实际上她有一个词用错了，不是知识，而是学历，已经是硕士学历了，为什么还是不能改变我（的命运）？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千万不要以为仅凭学历自己的地位就能改变，这是落后的观点、30年前的观点，如果现在还带着这种观点，不仅苦恼、烦恼，甚至极端事件都有可能发生。
网易校园：不仅仅是“被就业”，大学毕业生们今年还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群体代名词——“蚁族”。简单来说，这个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高学历、低收入。这个群体的数量不在少数，然而，根据最近南开大学的一项调查：98%的毕业生有心当房奴！而我们的房地产专家们，比如任志强，则反复告知说：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在蚁族和房地产大鳄之间，您站在哪一边？蚁族，怎样才能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
王旭明：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对于蚁族，我以为，不必大惊小怪，大学生毕业后，应该有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当前我们特别强调就业，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对于大学生来说，有更多的生存方式和奋斗方式，应该是人生丰富的体现。所以，无论什么选择，无论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至于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也不好一概论之，其实，住房的多元化也应该是中国人改变居所观念之一。不一定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就是唯一的最好选择，当然，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
王旭明心中的2009最佳关键词
网易校园：经过以上对关键词的点评，总体来讲，能否请您为2009年的中国教育做一个整体画像？包括谈谈您个人的感觉。
王旭明：2009年，我对中国的教育还是非常充满信心的，刚才这些关键词是你找的，应你之约，我也顺着你的路子走，其实就我自己的内心讲，绝不仅仅是这些词，对我影响更大的，比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教师节去学校、去民工子弟学校、去看望弱势群体的孩子们。同样令人难忘的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去北京一所普通学校连续听了五节课，这在中国教育史、中国政治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已经从外部转向了内部，由外部转向内部是时代的进步、是历史的进步，是不可不说的一大步，可惜你没说，所以我在结束语中要说一说，人们重视教育，人们关心教育，人们热爱教育，一定不要只在外面空喊，只要钱、要楼、要高学历，一定要由外面进入到里面，进入到教育内部！你接受了教育，你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你学到了什么样的东西，这是教育的根本，也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
网易校园：从您五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经历中，让我们懂得了发言人不仅仅是一个面子工程，现在您的经历更让我们懂得，不管在台上还是台下，只要为了教育，哪里都可以作为发言场所。为了公开，我们同行，为了中国教育美好的明天，让我们共勉。谢谢王老师为网易校园频道“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