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下简称记)：在前不久高校创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您的发言给人印象很深。我记得，当时您说了一句有争议的话：由于我们的传统教育教学太重专业基础因而步入误区，因此，我们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您问的那几个为什么，让人心里有些沉甸甸：
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为什么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少、近于零？
为什么近现代世界重大知识科技创新在原创意义上我们所占的份额那么少？
为什么最能反映我国科技创新水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连续三年没有人得一等奖？
孙莱祥(下简称孙)：是的，我发言的题目是《赢在起点，输在终点》。我是说，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教学，一直以强调基础，强调基础扎实为其经验与骄傲，认为这是我们优势所在，也是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地方。近年来数学、物理国际奥林匹克等竞赛中，中国学生大多名列前茅，甚至独占鳌头，超过世界教育、科技强国美国。但是我们为此而自豪时，不应无视相反的现实，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为什么，这里还有一组数字：1900—2001年诺贝尔科学和经济奖获得者全世界共534人，美国有230人，占43%，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获奖比例呈上升趋势，去年获奖的12人中，美国有8人，占67%。美国学校并不特别强调基础。为什么我们基础好却创新少，他们不特别强调基础却创新多？自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各自有历史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复杂因素，创新多少的原因绝不全在学校教师教学，但太重基础是否存在一些误区？我们的确应该反思。
记：我注意到您说“太重基础”，其中的“太”字，是不是说重基础有个“度”的问题。
孙：是的，创新必须以一定的基础为前提，问题在怎样算适度？基础的重要意义在于：任何学习、研究、开拓、创新，都有狭义与广义知识(包括思想、理论、技能、方法、工具等)的积累和继承。以他人、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为起点，如牛顿所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这种意义上，任何怀疑、轻视、削弱乃至全盘否定正确的、必要的基础的重要性都是错误的。
记：说到这儿，有些问题似乎有点模糊，比如，什么叫基础？
孙：《现代汉语词典》里说，基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学》)对基础课的解释“是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中学习某一专业的学生们的理论基础、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课程”，即过去常说的“三基”。
记：我们一直注重强调基础错了吗？或者说有哪些弊端？
孙：我认为，太重基础的误区之一是导致迷信权威、思维定势。即使是正确的必要的基础，也应讲究适度，否则就会产生副作用。这种副作用首先表现为，对基础不分析其来龙去脉形成过程，过分强调其系统、严谨和已有的贡献，又以灌输的方式要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结论，让学生惟基础是从，全盘接受，盲目崇拜，大脑几乎被条条框框框死了，被严谨的系统统死了，不利于创新。袁隆平正因为怀疑、不信、推翻旧的杂交水稻理论基础，才有自己的重大创新，成为杂交水稻之父。美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加速器发明者劳伦斯说：“在科学工作中，创造性思想要求看到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或者采用以前未曾想到的方法，这就需要从‘正常的’地方跳开并冒脱离现实的风险。”
记：您这样说，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得出一切基础都不利于创新的结论。或是认为一切基础都不利于创新？因为有一个事实大概谁都不会否认，就是我们一些名牌高校的毕业生正是因为具备扎实的基础，即便是在工作变动，专业不对口的情况下，还能在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上显示出很强的“后劲儿”。
孙：要作分析的话，从创新角度讲，我们的学生后劲并不足，据我国一所名牌大学负责人说，他在征求美国同行对该校学生意见时，对方说学生基础扎实。看到我们很诚恳，后又说，我们的学生在独立观察、思考、分析、解决新问题上，似感不足。我认为这是比打基础更困难、更重要的能力，能否开拓创新，关键正在于此。
太重基础的误区之二是导致学生负担过重、兴趣丧失。真正抓好基础应是将该学科、专业中最基本、最有用的内容，精心备课，融会贯通，简明扼要、引人入胜地讲深讲活，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和兴趣。但现在将加强基础简单化为，仅仅是读书数量越多越好，长时期大运动量强化训练，使学生疲于奔命兴趣索然。年级越高兴趣越少，不要说发现、培养、强化兴趣，连原有的兴趣也被泯灭了。我们几十年如一日、一成不变、深信不疑地强调所谓基础扎实、没完没了地打基础，还有多少注意力去瞄准创新？
记：一般认为，正确、必要的基础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孙：但从认识提高的整个过程来看，它必然随着科学文化、社会经济、以及人们自身需要，逐渐新陈代谢、除旧播新。1986年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从美国带回第5版的营销学之父科特勒的《营销管理》，今年将出第11版。可见营销学经典理论基础发展变化之快。如果我们看不到基础的这种变化趋势，只注意甚至过分强调其稳定性的一面，就有可能漠视、冷落、扼杀处于萌芽状态但有发展前途的新基础。我国大学教材陈旧、教师知识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思想方法落后，应该说在基础问题上都有反映。
在学习研究上，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是还按老经验、老办法，在传统基础上加大投入，还是打破思维定势，寻找切入点，做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
记：您认为，我们的教学需要什么样的基础？
孙：我们教学中的基础，过去主要以知识为中心，从知识的系统性出发，有其局限性。现在强调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我认为，首先就要特别注重怎样发现、培养、强化学生的兴趣、爱好、好奇心。我们搜集分析的近500年来50位名家大师开拓创新经验中，强调最多的是兴趣爱好、好奇心，这应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名言。
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论基础。爱因斯坦回顾自己治学道路时主张把一切足以分散注意力的东西都排除掉，致力于“导致深邃”的内容与方法；哈佛大学校长博克说他们在教学中“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杨振宁在回顾总结中美两国研究学习生活时，反复提出他在中国西南联大学了演绎法，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又学了归纳法；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几十年来投入巨大力量，进行科学技术史、思想方法论研究，寻求历史上名家大师创新经验方法论，可见方法论在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地位。
相比之下，我们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满足于概念的陈述、资料的罗列，能旁征博引算是好的，很少有思想方法论上的思考。比如，我们把基础仅仅概括为“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基本技能”所谓“三基”，而基本方法竟没有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缺憾。
我们要有把握全局者的综合性基础。基础大多是对某一学科、专业而言，但也有例外。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北大、清华、剑桥、哈佛等中外名牌大学历任杰出校长中，真正教育学专业对口、科班出身的并不多；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短短几年，论基础，他两次留学德法8年，所学专业为美学、伦理学，而不是教育学或管理学，但他博通有旨、管理有方，在国人中率先提出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的建设性方针大略；人类有史以来三大教育名著的作者，卢梭自学成才，柏拉图、杜威都是搞哲学的。说明教育学这个领域，在社会与人生、做人与治学等方面的总体观念、哲学认识论、思想方法论等宏观层面上的基础比仅强调很窄的教育学专业基础更难把握、更富意义。也就是说，凡处于多产业、多专业、多学科地位，把握全局的人，他的总体观念、跨专业学科知识面的广博贯通，决策组织管理领导能力基础，远比仅仅很窄的某专业基础的扎实精深重要得多。
记：您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教学做了反思，特别是对“基础扎实”做了剖析性的、批判性的思考，是不是您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对不赞成您的观点的……
孙：我们希望就此能引起大家共同探讨。
基础问题，就整个社会、即使就整个教育看，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放在知识经济、科教兴国关键在人才、创新的背景下，基础问题的讨论就显得十分重要。现实是：人才早期培养主要在学校，学校教育最多在教学，教学中最强调基础扎实。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实质上是在寻求对中国传统教育教学思想、人才观念、培养目标等在更深层次上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或突破口，从以知识积累为中心、目标，转向以人为本、学生为中心、致用求创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