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用事业领域，开放的姿态是必要的。现代社会日益发达的媒体，给各种意见提供了互动的平台。但是在媒体的讨论中，我们很少听到官员的声音。官员的沉默，往往使交流变成了抱怨。目前百姓对某些行业的抵触情绪，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官员们对其意见的漠然。

　　开口说话有什么不好？困惑大家解，办法大家想，实在难办也能落个理解，干吗非憋着，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除去一些违反原则的问题，交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下面刊登的是电信和邮政部门两位官员的专访。作为意见的一种，它等待你理性的互动。

　　10月30日，本报《青年话题》版发表了杨亮庆的《价格听证制度的灵魂是公开性》一文，信息产业部新闻处王立健副处长读后表示有话要说———

　　我不是反驳杨亮庆文章的观点，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贡献自己的看法。杨的理论是“理想化”的。这种“理想”也是政府的初衷，政府的工作效率及透明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但仅有好的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达到理想的正确路径。

　　“政府”与“学者”的最大区别是，学者可以根据一些道理、原则去“套”现实，可以自由发表言论，批评其对错，对可能产生的结果，学者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政府不光要有对错的比较，还要考虑到各种后果，考虑可操作程度，且要对各种结果估计到、负责任。这才是负责任的政府。政府在决策时，不可能像学者那样轻松。

　　我们也曾建议过很多学者专家，能否在此类问题上多进行“换位思考”，多提建设性意见。

　　首先，电信资费牵涉到千家万户，电信业与国民经济紧密相连，如果一个价格政策讨论得沸沸扬扬，完全公开化了，但最后决策没有执行，是否会给近期的国民经济带来冲击？

　　第二，企业特别是主营电信的企业，如果其某方面运营价格的议论沸沸扬扬，甚至有某种意见占了上风，公开之后，这家企业如果是上市企业，其股票是否因此会产生震荡？

　　政府要对百姓、企业和今后的社会稳定发展负责任，政府就要在公开性、稳定性、办事效率等等之间作某种平衡，把“利”扩到最大，把“弊”压到最小。在此情况下，采取某种折衷办法，是在寻找一个现阶段的最佳平衡点。

　　例如最近的一次电信资费听证。从7月14日到正式开会前，我们先后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六大运营商、信息服务企业、各大电信用户、消费者代表分别进行了5次座谈，广泛地征求各界意见。

　　9月18日、19日两天的听证会上，在继续广泛征求意见的同时，为了使听证代表更多地了解情况，电信部门还提供了15种材料：中央、国务院领导关于电信发展的批示；电信资费调整方案及说明；电信调整方案的各种测算资料；5次座谈会的纪要；市内电话成本跟踪研究报告；世界电信业务资费调整趋势报告；电信非对称管制问题研究报告；国际电话资费调整研究报告；部分电信业务资费与国际比较；部分电信业务市场竞争情况报告；主要运营企业财务报告；新浪与搜狐BBS上对电信资费调整的意见和讨论；本地网营业区内电话自然通话时长统计（由国家统计局统计）；大型专网市话自然通话时长统计；电信资费调整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由国家计委研究中心负责）。

　　也就是说，从最激烈的批评意见到最高层领导的批示，乃至各类研究报告，听证会为代表们准备的材料非常翔实。

　　并且，为了不出现社会波动，又为了给国务院领导最后决策留出空间，同时做到透明公正，听证会请来9大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全程录像，每一个人的讲话全部录下，以备今后做深层次的报道。信息产业部领导还说：如果国务院最后批准该方案，听证过程内容全部可公开。实际上，信息产业部为做到公正、公开，同时又把可能的损失减到最小，此番采取的听证会模式是不得已而为之。

　　《价格法》要求基础的公用性事业价格调整都要召开听证会公开听取公众意见。但电信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安全的命脉，不可避免地会与“完全价格成本透明”形成矛盾。其他基础行业如自来水、煤气的价格成本是相对稳定的，而电信业不同，它是一个“全部高科技属性”的行业，是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高变化的行业。既然是高科技，就有高附加值，所以按透明成本去要求它，即使在国际上也做不到。

　　对价格进行听证，价格透明不会是没有道理的“全透明”。做一件事，要保证效果与动机的统一，动机好，效果差，就要反过来检验动机或操作方法是否符合实际。“一切实事求是”，不应仅是理论，还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实践。

　　实际上，“听证会”也是1998年5月才按照《价格法》引进到我们的生活中。1998年底开始有了邮政电信听证会。应该说，在这一民主进程中，电信部门走得很快。当然，一个行业要欣欣向荣，需要听取不同意见，包括批评意见。电信部门将会更广泛地征求意见，会更多吸收他国的智慧和做法，也愿意把努力过程中的困惑和盘托出，与公众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