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我父亲不小心腿碰破了，先是红肿，很快出现硬币大小的溃口，便到附近的上海新华医院就医。前后600多元医药费下去了，父亲腿上的炎症仍未消除。他回到江西老家，敷了几次药，打了两天青霉素，药费不到20元钱，腿伤就好了。

　　药费贵已是我国医药市场的通病。

　　90年代以来，全国医疗药品消费总额以年均21．4％的速度递增。其中，医疗机构处方用药和社会零售药品消费额年平均增长19．7％和41．1％，人均医疗药品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20％，卫生部门每门诊人次和每床日药品收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22．9％和25．2％，我国医疗药品消费总额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达50％以上。

　　药品费用上涨过快，包含药品用量和价格上涨两个因素。而药品费用上涨是药品生产、流通、消费和定价等各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为了让老百姓看得起病，我国对药品进行大范围调整。从1998年到1999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先后调整了373个品种、695个规格的药品价格，降价幅度一般在20％左右。今年6月29日，国家计委再次发出通知，大幅降低57个规格常用抗生素药品的零售价格。安徽、山东、江苏、上海等地积极响应，到目前，华东地区每个省（市）都要求降低100种以上的药品价格，平均降价幅度约35％。

　　但是，降价政策并没有给患者带来多大实惠。

　　据卫生部统计，目前每位中国居民看一次病平均花费79元，住院则需花费2891元，而在医疗水平高的卫生部直属医院，平均每一门诊、急诊人次医疗费用为163元，住院费用为7961元，药费分别约占其中的60％和47％，患者的医药费用支出仍有增无减。

　　主要原因是目前纳入降价范围的药品种类有限。比如，从6月底开始被大肆渲染、降价幅度在30％─60％的药品，主要局限在抗生素类等少量高价药领域。由此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类等药品的患者，在这次大幅降价潮中受益不多。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药店和医院，有足够的空间规避药品降价带来的利润损失。在江西，一支青霉素出厂价是0．4元，零售价为0．86元，而疗效相近的头孢噻肟钠每支出厂价6元，零售价29元。这样悬殊的价差以及价差下面的“猫腻”，对医生而言几近于“利诱”。

　　去年11月15日，江苏省宣布对78个品类156个规格药品降价，把白加黑感冒片的价格从每盒13．2元降为每盒9元，但第二天，这种感冒药就从南京市大部分药店消失，而保持高价的“泰诺”等感冒药却被店方大力推销。今年7月18日上海宣布对“白加黑感冒片”等100多种常用药品降价，大部分药店也出现类似不卖降价药、促销高价药的情况。

　　目前，我国86％的药品是通过医生开处方这一方式到患者手中的，医生客观上成为药品最大的“代理人”。如果医生为了个人或者医院的利益“只选贵的，不选对的”，药费就永远便宜不了。

　　据统计，1997年至1999年医疗单位仅账面折扣收入即分别达到约80亿、90亿和100亿元，折扣率平均在20％左右。我国药品零售额的80％以上是通过医疗机构实现的，缺少医疗机构参与的价格竞争，效果十分有限。

　　看来，仅有强制性降价措施，尚无法根治药价痼疾，必须触及以药养医这一体制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