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让撞机事件、美国对台军售和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弄得异常紧张的中美关系曾出现了一丝和缓的迹象。先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利用在香港参加《财富》全球论坛之便，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愉快交流”了一小时，并在与美国传媒巨头、美国在线时代集团老板李文的交谈中指出，“我们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主张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妥善处理分歧。” 　

　　无独有偶，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总统布什也稍改他一贯评论中国的敌对口气，对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新兴国家，我大力支持和中国进行贸易。”言外之意，他也同样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至少在经济贸易上是如此。 　

　　这就够了，请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经贸关系可以更紧密地把国与国之间联系起来呢？中美关系既有对抗甚至是冲突的可能性，也有妥协合作的广泛余地。 　

　　波澜曲折二十年 　

　　中美关系这种波澜曲折至少在过去的20年里已成了一种发展模式。 　

　　1978年底，卡特政府完成了始自尼克松时代扩散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而与中国建交，双方可谓皆大欢喜。不过，美国国会随即通过了影响至今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妨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与台湾关系法》；1982年共和党保守派里根上台前后，扬言要恢复与台湾的邦交并加强武器售台，处于襁褓时期的中美关系一时阴云笼罩，为此，双方进行了10个月的艰难谈判，达成继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建交公报》后的第三个联合公报《817公报》。而正是在这一公报的框架内，中美关系再没有因为台湾问题而受到大的伤害，直到1992年当时的老布什为了竞选连任，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为止。 　

　　1989年中美关系处于低谷。老布什在当年7月和11月两度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秘密访华，会见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中国舆论抨击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时，中国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对老布什总统本人的批评。当时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告诫白宫道：（老）布什总统本人已成为美国在中国最大的信誉资产。 　

　　90年代初，民主党人克林顿不仅在竞选中攻击老布什政府对北京的“姑息”，而且，在上台后还明确表示要把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改善人权的努力相联系。一时间，构成1989年以后联系中美关系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中美经贸关系危在旦夕。但是，一年后，在中国的坚决抵制和美国工商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克林顿不得不自食其言，宣布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 　

　　1996年，李登辉搞台独引发台海危机，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美国政府则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监视，引发双方对峙。但是，正是中美军事对抗这一危险的前景迫使双方领导人重新坐下来寻求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遂在1997和1998年实现了十多年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访，甚至出现了双方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说法，中美关系形成了1989年以来的最好的局面。 　

　　脆而不断的韧性 　

　　随着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被炸，中国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反美浪潮，“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寿终正寝。就国内舆论气氛而言，中美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一度影响到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进行的最后阶段谈判，中美双方14年的不懈努力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威胁。但中美双方领导人审时度势作出抉择，不仅很快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谈判，而且最终达成了协议，使中美关系再次化险为夷，避免了“炸馆”这一事件对中美关系的持久伤害。次年，克林顿不惜动其全部政治资源，不遗余力说服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PNTR）的法案，确认了先前达成的中美协议。 　

　　在妨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既有台湾问题、美国大选党派之争这类难以改变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炸馆”和“撞机”这类难以控制的突发性事件。正因为中美关系受到如此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美国著名的中国事务专家何汉理便把这一关系恰当地概括为“一种脆弱的关系”。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如防止大规模毁伤性武器（WMD）扩散、打击国际犯罪活动等）、地区事务（如朝鲜半岛和南亚和平与战略平衡、东南亚的稳定与繁荣等）和双边关系上有着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广泛的利益重合，因此，明智的政治家完全可以作到趋利避害，努力使中美关系脆而不断，形成一种美国另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所概括的“具有韧性”的关系。 　

　　脆弱和韧性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在此前提下，试图在目前中美这两个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相左、社会结构各异、文化传统不同的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成熟和稳定的关系是非常不切实际的，重要的是如何在承认和尊重双方差异和分歧的条件下，求同存异，趋利避害，既要在结构性问题上形成相互理解的最低的共识和处理这类问题上的明示的和暗含的规则，同时也要建立起处理突发事件的机制，以避免撞机这类事件的发生以及防止这类事件发生后对两国关系产生过多的伤害，从而使脆弱的中美关系更加富有韧性。这可能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21世纪正视和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