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党的近80年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到，党的一切奋斗，都是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而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前30年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成立初期，就把革命同发展社会生产力联系起来了。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鉴于自己的力量尚弱小，便毅然与自己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相近的、提出新三民主义和有关政策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随之，国共合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土地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定性，划清它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明确现阶段的革命“不应该破除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划清它同旧式农民革命的界线，明确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以落后的农村作为根据地，并以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是以落后代替先进，而是从落后走向先进。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不解决农民问题，不消灭土地私有制，就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制度。这不仅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目标的需要，而且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一登上历史舞台，便具有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自觉意识，关注和致力于解决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问题。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在若干年内逐步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斗争”。1954年一届人大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5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里，我们党犯过错误，使我国现代化事业遭受了曲折，但这些错误中有相当多的是在探索怎样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犯的错误。1975年，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后，我国经济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周恩来仍然在四届人大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结束了停滞困顿的局面，出现了新的蓬勃生机。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有一个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在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在政治报告里讲了建设新民主主义，要“自由发展那些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还特别批评了主张“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实践证明，搞社会主义，要求纯而又纯，这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全面、广泛地利用资本主义有益的文明成果，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独创性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以这次全会为起点，我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一点，是党坚持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