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媒体同行曾这样评价：香港的传媒，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传媒，也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传媒。对这一说法，我持有“保留同意”的态度，因为前半句绝对是事实，而后半句有“扩大化”之嫌。实际上，香港传媒界并非“洪洞县里没好人”，负责任的传媒有不少，负责任的从业人员就更多。但相对而言，部分传媒报道失实、评论失准现象确实比较严重，给人留下了“最不负责任”的坏印象也不足为怪。

　　可没想到，这种少数人“只要自由、不负责任”的毛病竟也像“禽流感”一样传染给了企业界。最近爆发的“国泰”工潮，就是最典型的实例。

　　本来，国泰航空公司机师们（飞机驾驶人员的统称）的收入就很高了，年薪100多万到300多万，最高的达360万港币，不要说“升斗”小民，多数工薪阶层人士恐怕都难望其项背。他们不仅在香港属于“打工贵族”，在全世界同行中也是居于“顶层”的。但他们仍不满足，先是“自由地”提出加薪要求，而且“自由地”把加薪幅度定为17%--32%！继而更加“自由地”以消极怠工来威逼资方就范。采取行动的时机，恰逢香港空运忙季、旅游旺季，也正是台风袭来的“乱季”。而这种时候，急切需要的是大家多出力、多担待。机师们自由了，香港可惨了，国泰航空公司蒙受上10亿元损失是有形的，扰乱香港整体经济秩序造成的恶劣影响，却难以用数字统计：一些原定在港举行的国际会议取消了，旅游业、航空业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刚刚复苏的零售业、餐饮业被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国泰”机师“乘人之危”的不责任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众怒。

　　香港今天的经济繁荣，是多种因素促成的。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条。众所周知，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存在着劳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近几十年，也就是香港真正繁荣起来这几十年，香港的劳资关系都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这里面，就包含着劳资双方自由与责任的平衡。因为即使是在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中，自由与责任也是相伴而生的。只要自由不要责任或是相反，一家公司就会劳资纠纷不断，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经营业绩；一个社会就会动乱不已、工潮频仍，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那些使香港繁荣的因素，是全香港人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爱护和珍惜，不能任人随意“自由”地糟蹋。

　　“国泰”工潮已经持续了半个多月，至今仍没有结束的迹象。它显然不再是单个企业的劳资纠纷，而变为殃及全社会安宁的事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香港正步入新一轮经济转型期，由于经济结构、业务方向的调整，技术水平、服务质量的提升，劳资冲突也进入了一个高发期。弄不好，让这种动辄“自由”地闹“工潮”、不负责任地伤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演变成类似“禽流感”那样的恶症，香港就要付出难以预料的惨重代价。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这一新课题，绝不仅是香港政府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

　　香港一向以法制健全而骄傲。在发现了法律的漏洞后，聪明的香港人不会等到“只要自由、不负责任”真的成为“禽流感”时，才去想办法“补牢”吧。

　　为了遏止禽流感蔓延、保障全体港人的生命安全，香港政府可以果断地在短时间内杀尽120万只禽类。为了防止社会性“禽流感”孳生、保证香港的整体稳定繁荣，“杀”个把乱港之“鸡”以儆“猴”，是同样会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人民网香港7月16日电）

　　人民网 200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