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个月里，死亡在山西不再是什么重大事件。这是山西煤矿最严酷的一面：全国产煤最多的地区，可能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同样的事实也适用于这整个国家：全世界煤产量最高的国家，也是安全记录最差的国家。

　　我们每年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几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的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的郑重宣告。尤其进入2001年，这种领导权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极点。然而，发生在11月的连续爆炸表明，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如此严重的背离。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然而，对领导权威的路径依赖仍在持续并进一步强化。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权威的缺失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

　　令人心悸的死亡

　　11月14日，农历九月二十九，褚青庄家中的皇历上写道：“日值月破，诸事不宜。”

　　刚满20岁的河南南阳南召县农民褚青庄顾不上这些，他甚至来不及告别母亲和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与他一起奔赴山西吕梁挖煤的包括另外6名同村邻居。15日下午，褚青庄到达目的地———中阳县后沟村。距离县城4公里的这个山沟里，今年四五月份打出了两口煤窑，200名矿工来自8个省，其中超过100人是褚青庄的南阳同乡。放下被褥，褚青庄就抄起铁锹，开始了自己短暂的矿工生涯。也就在这一天，80公里外的吕梁地区交城县坡底煤矿发生一起特大瓦斯爆炸，33人死亡。褚青庄启程的那一天，山西阳泉市盂县刚刚发生煤矿爆炸，井下作业的工人有11人遇难。2天后，北边的大同市高山镇大泉湾煤矿爆炸，14人被困井下，有死无生。1天后，褚青庄从井下上来，听到了5天来山西发生的第4起重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南边的晋城市沁水县湘峪煤矿又有14人死去。

　　11月22日，又是“诸事不宜”的一天，下午4点，吃了一碗面条，褚青庄钻进副井生满铁锈的升降罐，下到360米深的坑道。同住的一个河南矿工已经记不清褚青庄那天说了什么话，穿了什么衣服，“总之是跟往常一样，他不会想到那是他的最后一天。”17分钟后，由副井下去的54名矿工可能还没有全部到达主井和副井的各个工作面，地底下传来了恐惧的巨响。“一共连续两声巨响，咚咚的，而一般井下用雷管炸煤是呜隆呜隆地响。”54岁的老丁向记者回忆道。这位挖了6年煤的老矿工刚刚从井下换班上来，当他从澡堂里冲出时，井口旁已经挤满了震惊的矿工，井架上的木头和钢制防护栓被巨大的冲击波掀飞，远远地散落。

　　第一次爆炸发生在主井里400多米远的一个工作面上，一枚雷管引爆了这场悲剧，并迅速引爆了相通的副井里的瓦斯。由于煤尘也被点燃，火势发出的嘶嘶声与致命的毒气一起在地下迷宫般的坑道穿梭。“住在山坡下简易房里的女人们直着嗓子冲上来，趴在井口向黑乎乎的窑底哭，喊着亲人的名字，哀求我们一边的矿工赶快救人。”经验丰富的老丁死死把她们拉到外面。管理人员匆忙向县里求援，矿工们则一遍遍向副井下拨电话，但始终没有人接听。“大概10分钟之后，从主井腾出像原子弹爆炸的那种黑烟，一直冲向天空，”河南民工杨三说，他就住在矿井旁边的3层楼上，“天都看不到了。”在难熬的绝望中，奇迹发生了，副井下有人接电话要求起罐。当两个多小时后救护队员们带着氧气袋从27公里外的离石市赶来，勇敢的矿工已经冒着窒息、中毒、火炙、活埋和余爆的危险，下井救出了29人。

　　“他们当时都还活着。”杨三向记者强调。他把3个已经看不清面目的重伤员抬上赶过来的出租车，送去医院。但其中的2个在半路已经断气了，另1个第二天也在医院中死去。救护队拒绝了矿工马上下井抢救的要求，他们按部就班地观看图纸，检查升降罐、缆绳和滑轮是否安全，与赶来的领导研究方案，警察忙于把心急如焚的矿工和家属赶到他们划出的线外。“到了晚上，都零下七八度了。风刮得很冷，煤尘在空中飘，可是大家都不愿意走开，也没有人去吃饭。”老丁说。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脸上、肩上沾满黑尘，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

　　深夜11点多，在省委书记抵达之前，专业的救护队终于完成准备工作，小心翼翼地下到矿井。第一个矿工被吊上来已经是第二天了。据矿工们讲，23日一共吊上来10人，24日8人，但都死了。“尸体都蜷缩着，先在地上排成一排，然后像木炭一样被扔上车，拉到附近的水管再掼下来冲刷。”一个河南民工使劲比划着往下扔的手势，有些愤怒地对记者说。营救人员把最后一具尸体抬上地面时，已是灾难发生50个小时之后。其间有3个愤怒的河南矿工质问救助队是“救活人还是救死人”，回答是救死人。争吵中3名警察冲上来，1名“无理取闹”的矿工被打伤，成为这次灾难最后1个被伤害者。

　　“这是不注重安全造成的伤害，我们必须更注意安全。”吕梁地区煤矿救护队的1名队员说。被救上来的尸体都已经没有了人样。大部分人的脸上、喉咙和四肢烧得露出了白骨，另一些人头部剧烈肿大。“所有的尸体共同的特征是大张着嘴，双眼圆睁，死不瞑目。”褚松太说，他从河南赶来后，又在太平间里把所有尸体都看了一遍，“辨认尸体非常困难，我们只好依靠身材等外部轮廓一个个排除，生怕搞错了。”他的侄子褚青庄只当了一个星期的矿工便失去了生命。一起从河南到山西淘金的7个同乡中，3人当班下井，20岁的褚青庄和25岁的张毛营死亡，另1人重伤。“好在没有人死于活埋，”张毛营的叔叔张敬周说，活埋是最惨无人道的。绝大部分死者的父母没有从河南乡下赶来，噩耗甚至都没有敢告诉他们。

　　整次事故死亡28人，在主井工作的山西矿工14人，在副井工作的河南矿工14人。没有人知道罹难者留下多少寡妇和未成年的孩子。到记者发稿时为止，还有8名被严重烧伤者住在离石、中阳、太原和汾阳的医院里，继续经受着更加残忍的痛苦。由于没有做植皮手术，他们的面部看上去异常恐怖。27日，记者在矿井旁看到，“安全为天”的大字标语牌在井架上迎着寒风，格外醒目。从河南赶来的亲属在理赔协议书上签完字，矿工们推开副井上的井盖，亲属们轮流拿着死者的衣裳向井底摇摆，喊着死者的小名招魂：“咱走了，咱不干了，咱回家喽。”

　　比腐败更危险的

　　11月20日，在大同处理煤矿爆炸事故的山西省长刘振华召集大同市县乡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声色俱厉地怒斥，“矿主等责任人不顾被困矿工死活，事故一发生就逃之夭夭。而公安机关至今还没抓到在逃责任人，说明这里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腐败。”

　　刘说的一点没错，“几乎每一起重大事故发生都有一些严重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这是一次又一次造成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今后可能造成事故的潜在因素”。后沟煤矿今年四五月份才建成投产，据中阳县宣传部副部长郝士武和新闻办主任刘福兴介绍，这个煤矿现在也是“边建设边生产”，所以安全设施尚未完善。且不说这个说法是否成立，最迟从6月13日国务院发布25号紧急通知起，它就属于停产之列。9月份，矿工们曾听说别的煤矿要停产3天，但事实却是后沟煤矿连象征性的姿态都没做过，即使在几次检查组到来时也照挖不误。

　　被下了停产通知的后沟煤矿之所以能够对上至国家下到县煤管局的停产通知置若罔闻，“顶风作案”，按照中阳人的说法，原因在于县里主要领导在里面有股份。他们能够掰着手指头告诉你某某领导在城里有几栋房子，哪些煤矿是某某领导开的，哪些厂子又给领导送了暗股。当然这些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传言，但在类似中阳这样的小县城办厂开矿，没有关系和靠山，恐怕也是很难生存的，这靠山，又依靠的是经济利益的纽带。

　　然而，仅仅依靠一个腐败的帽子，恐怕很难解释为什么上令下不止，为什么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那么严重的背离。显然，国家关停小煤矿的决心是异乎寻常的，今年4月21日，国务院刚刚颁布施行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个24条的规定明确提出，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不但要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而且要追究领导干部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陕西省委书记程安东就因为特大煤矿事故而被通报给予行政处分———再爱财如命或者再官僚的官员也不会面对严厉的惩罚而无动于衷。“有些地方政府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对关闭小煤矿态度不积极，措施不落实。”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指责道，“特别是由于压产导致煤炭市场好转，个别地区出现煤炭供应紧张，煤价恢复性上涨后，一些小煤矿受利益驱使擅自偷偷生产。”在山西，80％的县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煤炭开采和炼焦，吕梁、大同等地的一些县区乡，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0％至75％。100年前还是全国最富的山西，100年后的今天已经沦落为全国人均收入倒数第一的省份，你很难想象它会比青海、西藏更穷。吕梁山区更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之一，它管辖有3市10县，10个县全部都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

　　“对一个财政收入只有6000万左右的贫困县来说，关停小煤窑意味着它几乎一无所有了。”矿业学院毕业的张满怀，曾经在吕梁一家年产30万吨的中型煤矿当过3年生产矿长，与当地很多官员成了朋友，今年9月他从太原回到吕梁，一些煤矿已经被要求停产。“有个县负责煤矿生产的负责人问我，什么时候能恢复生产啦，不生产财政收入没有了，县里都扛不住了，他每月800块钱工资也保证不了。”这次吕梁之行给张满怀的直觉是，肯定会有人要顶风生产了。

　　“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

　　据说，已有矿主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停产带来的经济损失。“一个六七万吨的小煤窑，投资也要几百万，”张满怀向记者介绍，即使停产，抽风、电、排水也不能停，否则就算废了，每个月至少又得二三万的维护费。“那么多小煤窑上马，是国家政策扶持的结果。”32年前就进入煤炭行业、多年从事行业政策研究的李燕生说。80年代之前，煤炭非常紧缺，为了缓解能源瓶颈，国家采取了有水快流的政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煤矿，产量逐年大幅递增。

　　“当时山西是先从大同开始，煤炭厅还组织我们参观学习，看村子怎么致富的，自己架个锅就可以洗煤。”时任山西阳泉矿务局办公室主任的李燕生说，“那时候国家缺煤，要的就是煤。20年来全国每年十几个点的GDP增长，山西煤业的支撑是做了巨大贡献的。”

　　然而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煤炭市场已经供大于求，煤价下跌，国有煤矿普遍陷入亏损和破产的窘境，员工失业严重。更多的问题也随之被摆上了桌面。首先就是乡镇和个人小煤矿尽量减少甚至取消安全设备和工作规程，尽管开办煤矿需要“四证”，但矿主通过贿赂，减少乃至取消安全成本，牟取暴利———办一张采矿许可证大概需要七八万元。与国有大矿吨煤120元左右的成本相比，小煤窑30元左右的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当然也意味着毁灭性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很多国有煤矿破产，原有煤田被租赁、承包、转包给个人，采矿许可证等也同时张冠李戴，后沟煤矿实际上就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地无证生产了半年多。

　　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任何给予赔偿或补偿的说法。“这种制度因事因地因人而使用并主要作为惩罚的工具，缺乏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今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写道。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演变：20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安全管理实质是“人治的法规”。

　　还要不要煤炭部？

　　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2001年2月，国家安全监察局挂牌成立，应该说这是走向法治轨道的一次努力。但记者在吕梁采访中，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个部门的职责。由于一直负责煤炭行业规划和安全管理的煤管局即将面临机构改革被撤消，似乎安全问题将由安监局和各地的办事处独家管理，但吕梁的安全监察办事处总共十几号人，三辆车，整个吕梁地区光办证的煤矿就有600多家，按照张满怀的说法：“跑断你的小腿腿都不行。”

　　根据国务院规定，已经在停产整顿期间的小煤矿，在今年年底前没有通过验收合格的，一律视为非法矿井。据介绍，山西省从10月10日开始复产验收，到11月23日，44天仅完成922个煤矿的验收，与全省预计3000余个的目标差距甚远。一些原本关停的煤矿在难耐的等待中决定冒险。“采煤是需要连续性作业的行业，这样关关停停最危险，因为瓦斯会大量聚集。”太原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政协委员说，“尤其一些煤矿害怕检查组突然到来，连大功率风机都不敢开，这就更可怕了。”

　　“更奇怪的是，安全监察属于国家直属领导，与地方没有人、财、物上的关系。如果你不决定别人的人事和财权，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让它去管它管不了的事情，那不坏了？”一位国有煤矿的负责人问记者。他建议恢复煤炭部，“屡受挫折的煤炭行业，多少年来变来变去，每次机构改革都涉及到煤炭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高危险性的行业，现在连司令部都没有了，谁来制订行业规划，负责日常的安全管理？”这是自然而然的思维，在解构与结构交错的混乱中，领导和警察总是能找到更迫切的存在理由。但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这样一个至今还在召开全国煤炭生产订货会、计划色彩浓烈的行业，多年来已经留存着对领导权威的路径依赖，这种机制必然还会继续自我强化。

　　对领导的服从是中国内生的，对制度的服从则是外来的，为了61个已经死去了的阶级兄弟，我们必须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少的代价，找到那么一个好的制度权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权威的缺失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

　　高昱 《三联生活周刊》供稿